良渚文化與中華五千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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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斌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1985年從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進入浙江省考古所工作。在考古所工作期間，劉斌長期參加和主持良渚的考古發掘工作，在中國史前考古和史前玉器研究方面具有較深的造詣。主要著作有《神巫的世界》《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尋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記》等。
鑽探尋找城牆。 劉斌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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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爲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落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策劃了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杭州餘杭良渚古城遺址公園，講述良渚文化的發現與保護，感悟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本次宣講是這個系列的第七場活動。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充分認識我國考古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義。
考古學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學科。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和上萬年的人類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來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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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明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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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前，人類社會開始進入國家文明階段。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都距今約五千年。我們常說中華五千年文明，那代表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形象是什麼呢？文獻記載的夏代大禹治水距今約4100年，再往前是“三皇五帝”的傳說。而良渚的發掘，印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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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成功申遺，成爲世界文化遺產中一個新的成員。良渚的存在年代爲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間，它和其他三大文明處於同一個時代，都是五千年左右，因此也受到國際國內的關注。良渚不僅代表着中國長江下游的文明形態，也代表着東亞地區最早的國家文明。良渚申遺的重要意義之一便是：讓西方瞭解到，中國的文明進化和埃及等其他古老文明是同步的。
人類文明的起源，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關於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課題，歷來爲國際學術界所關注。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因此，中華文明的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該項目首先進行了爲期三年（2001年—2003年）的預研究。在此基礎上，2004年夏季，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啓動。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階段研究正式啓動。良渚古城的發現和考古研究是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
考古學所說的“文明”是一個特定的名詞，國家產生才叫文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要內容，一是中華文明何時形成，各地形成的時間是否不同；二是中華文明經歷了怎樣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各個過程有哪些特點；三是導致起源和發展變化的背景、原因和動力是什麼；四是爲什麼會經歷這樣的過程，爲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
探尋中華文明的源頭和形成過程，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目的。1973年以來，我們在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遺址陸續發現了很多大型墓葬，這些墓葬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尤其是玉琮、玉璧這樣具有中華民族屬性的玉禮器。這在當時，是很令人震驚的事情。我們知道，早期考古學家根據西亞考古、埃及考古總結出來“文明三要素”，即文字、金屬、城市，一處遺址只要有這“三要素”存在，就可以證明是國家了。這時的良渚，算是國家嗎？很顯然不能對此生搬硬套，我們要研究的是這“三要素”背後所體現的社會組織。良渚高等級的墓葬與玉禮器的發現，證實良渚時期已經出現統一的信仰和森嚴的社會等級分化，但這還不足以證明已經出現了國家。我們一直在尋找大型的工程和城市，這些是能夠標誌國家誕生的要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讓我們在良渚遺址發掘中逐漸找到了這樣的工程和城市。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近20年來，圍繞4處都邑性遺址與40餘處區域聚落羣開展田野考古調查、重點區域的發掘和多學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我們建立起了涵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等地域範圍，時間跨度從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中國文化圈”。
良渚的發現與保護
良渚作爲一個早期國家，具有七大特點。第一，良渚種植水稻和養豬，我們常常說江南“飯稻羹魚”，但良渚人養豬，豬成爲當時很重要的肉食來源；第二，良渚擁有發達的陶器、石器、漆器製造業；第三，良渚文化遵從以玉器爲標誌的權力和信仰、禮儀等級制度；第四，良渚的城市選址以山爲郭、以中爲尊，站在良渚古城的宮殿上可以看到三面環山，形成了宮殿區、內城、外城的三環結構，這是由古至今中國城市發展擴建遵循的一種模式；第五，良渚有高大的土臺建築和高土臺上的貴族墓地；第六，臨水而居，水陸交通是良渚文明的特點，也是中國長江下游文明的一個代表；第七，穩定安寧的血緣家族社會。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良渚古城城址區的選址具有明確的規劃思想，古城規劃於三個山體之間大體居中的位置，也就是東苕溪流域中游和上游交界的地方。沿着東苕溪順流而下，至太湖約60公里。以今天的視角看，東邊的嘉興、上海，北邊的無錫、蘇州，都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屬於今天的長三角。這與今天當地文明的發展有着非常重要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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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遺址的考古與保護，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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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家鄉餘杭良渚鎮一帶進行調查，發現了以黑陶爲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十餘處，這成爲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發端。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對良渚遺址進行了更大範圍的考古工作。1986年是良渚文化發現50週年，我們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反山大墓。1987年，又在瑤山遺址發現了良渚貴族墓地，並第一次發現了良渚文化的祭壇，良渚遺址的重要性和整個良渚文化的地位顯示出來。1987年及1992年到1993年間，我們通過對反山邊上的莫角山遺址的發掘，發現了人工堆築營建的大型宮殿基址。如此規模宏大的建築遺址，與反山、瑤山大量精美玉器聯繫在一起，讓我們意識到，這裡應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帶的考古工作幾乎沒有中斷，先後發掘了廟前、梅園裡、盧村、姚家墩、塘山、葛家村等一系列遺址。1996年國務院批准良渚遺址（羣）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東起良渚鎮、西到瓶窯鎮的33.8平方公里的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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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們發掘出了一條良渚時期的古河道，在對河岸的解剖、清理中發現，這個河岸由人工堆砌而成，而且3米多厚的良渚文化堆築層底部鋪滿了石塊，這一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思考。這個地方恰好是一個高地，有可能是我們一直尋找的良渚大型工程。2007年11月，良渚遺址的四面城牆都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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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以莫角山爲中心，略呈長方形，東西約1700米，南北約1900米，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城牆基礎部分一般寬約40至60米，局部可達100多米，現存最高處4米左右。據發掘與鑽探顯示，四面城牆在結構上、堆築方法以及用材上都顯示出統一性和整體性：城牆牆體主要用黃土堆築，黃土底部普遍鋪墊石頭地基，石頭地基以下鋪墊一層厚度20釐米左右的青膠泥，城牆內外有壕溝併疊壓着良渚文化堆積。這說明，四面圍合的城牆應是同時進行修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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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之後，我們重點對城內進行了考古勘探，在城裡發現了很多河道。以前發現的莫角山宮殿區就在城中心，城裡的古河道經過計算有32公里，很多爲人工河道，通過8個水門溝通城內外水系。在莫角山宮殿區的中心部分，還考古發現了30多座房基。宮殿區三面有河，碼頭可以直達宮殿。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在當時肯定是需要舉國家之力來組織建立的，並非一個村莊就可以完成。
在莫角山宮殿區的西邊是貴族墓地區，南邊是糧倉。宮殿區以西是城內的王陵和貴族墓地，其中反山墓地是迄今爲止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級的墓地，共清理出9座良渚早期墓葬和2座良渚晚期墓葬。2016年，我們又在距離反山墓地南邊200米的位置發現了姜家山貴族墓地，這也是家族墓葬；再往南，桑樹頭的位置也曾出土過玉器墓葬。糧食儲備是城市發展的一個必備條件。我們經過發掘，在宮殿區的南邊發現了很大的糧倉，且因失火被燒掉了，這些稻米炭化後被土覆蓋保存了下來。經測算，被燒掉的糧食約有20萬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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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出現是國家產生的標誌之一。2006年開始，我們對宮殿區東邊一條南北向的河進行解剖。考古發現，河岸的護岸工程用的木樁是粗細一致、間距一致的，由此我們得以瞭解當年標準化的工程情況。在這條河裡，還出土了很多玉的加工廢料，我們推測，良渚古城裡住的不是農民，而是工匠、工商業階層和貴族統治者階層。河邊的居民有些是加工玉的，有些是加工骨器和石器的，存在不同工種的劃分，這正是城市的標誌之一。通過這些考古，我們也瞭解了當時的人們吃什麼：除了水稻外還有李子、桃子、甜瓜等水果，以及菱角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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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的河道里還發現動物骨頭40多種，其中豬佔80%，這些豬大部分都是家養，此外還有老虎等。由此可見良渚養豬業的發達。豬後來成爲財富的一種象徵，“家”字上面是一間房子，下面是“豕”，就是說，有房子、有財富纔有家，這也體現了文化的延續性。
2009年起，我們開始使用地理信息系統手段對良渚遺址進行研究。根據數字高程模型，首次發現良渚古城的外郭城，屬於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中心爲30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其外部是300萬平方米的內城，最外圍是600多萬平方米的外郭城。
2010年之後，良渚古城周邊幾條水壩先後被發現。2015年，我們選擇了低壩的鯉魚山、高壩的老虎嶺進行研究，通過碳-14測年，測定其距今4700年—5100年。還有一些如地層和出土文物等實證，確定是良渚時期的水壩。這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統。研究結果顯示，良渚人修建的水庫面積接近14平方公里，通過一道導流渠流到良渚古城。近兩三年，我們又在其周圍發現了很多水壩，水利系統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複雜。通過這樣的大型工程、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城市佈局，我們可以瞭解良渚當年文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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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設計的這座城市包括水利工程，規劃面積是100平方公里。古城外圍水利系統，也是申遺中的一項內容。良渚古城申遺成功後，我們調整了保護區範圍，實際保護面積爲99.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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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過程中存在很多偶然性，這不僅需要考古人有執着、堅定的信念，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
1996年到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組織對良渚遺址羣進行了拉網式的詳細調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裡又發現了許多新的遺址，將原來的50多處遺址點增加到了100餘處。在我們不斷爲良渚遺址的新發現而欣喜的同時，遺址所面臨的保護問題也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遺址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
爲此，1999年國家文物局就加強良渚遺址保護工作專門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遺址是我國和人類的罕見的珍貴歷史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擴大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建立考古遺址景觀及生態保護區或國家遺址公園，抓緊做好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前期準備。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決定關閉良渚遺址周邊數十家石礦，切實整治環境風貌，使遺址周邊的山川環境得到了有效保護。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餘杭區的動議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設立了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範圍爲擴並後的良渚、瓶窯兩鎮，區域面積242平方公里，成立了正區級的遺址保護專門機構，加強了良渚遺址的保護管理力度。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審議通過了《杭州市良渚遺址保護管理條例》，使良渚遺址保護有了專門的針對性法規。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遺址保護專家諮詢委員會，由國家文物局指定，餘杭區政府委託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制定了《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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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9年，我們在良渚古城的西邊還發現一座大型水壩，且水壩旁邊有一座漢墓，我們申請餘杭區對其進行保護，良渚管委會也跟村裡簽訂協議對此地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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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特點
良渚文化主要遺址分佈於中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有着相當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農業以種植水稻爲主，手工業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和漆木器等。漁獵也是食物來源的一部分，豬和狗爲主要的家畜，並常常用於祭祀。在信仰方面，良渚文化有着共同的神徽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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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時期，社會等級分化已相當顯著。按照現有的墓葬資料，起碼可以分爲四個等級。第一個等級是反山、瑤山這樣的高級墓葬，墓坑大而深，有一重或兩重的棺槨葬具。隨葬品除鼎、豆、罐、缸等基本陶器組合外，以玉禮器爲主，主要有琮、璧、鉞、璜、冠狀飾、三叉形器、錐形器等標誌君權的物件。第二個等級是聚落裡的少數貴族，在隨葬玉禮器的同時，還常常隨葬有石犁、石錛、石鐮、耘田器等生產工具。這表明這些墓主人作爲首領、巫師的同時，仍舊是氏族的一員，從事生產勞動。第三個等級是良渚社會的基礎大衆階層，良渚社會是非常安定的社會，普通老百姓的隨葬品主要有鼎、豆、罐、壺等陶器，以及石鉞、石鐮、耘田器、石錛等生產工具，約半數墓葬隨葬有管、珠、墜等小件玉器。第四等級則是指一些無任何隨葬品的墓，其可能從屬於某一墓主，這些墓葬數量少，雖然不構成明確的等級階層，但他們的地位卻顯然是更爲低下的，可能是殉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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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是稻作農業，稻田很發達。其一，很多良渚的石制工具，如跟稻作農業有關的石鐮刀已經非常規範，跟今天沒什麼兩樣；其二，良渚很多的遺址裡都有石犁，由此推斷當時應該是犁耕農業，這是農業一個很大的進步；其三，2010年，良渚的稻田首次被發現，面積非常大，佔地80多畝。田埂是用紅土鋪的，田塊有20多米寬、100多米長，跟犁是配套的。
在良渚，陶器生產很發達，以鼎、豆、雙鼻壺、圈足罐、尊、簋、袋足鬹、大口缸等爲主要組合。種類繁多、樣式好看的陶器，標誌着生活的複雜化。而且良渚的很多陶器上有刻畫符號，經統計發現有600多個不同的符號。目前，我們認爲，這些符號是字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還沒有辦法釋讀，我們可以叫它原始文字或表意符號。也有一些刻畫的動物紋是裝飾性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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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漆器藝術，則是良渚文明發達的另一個標誌。漆器藝術以紅黑相間的圖案爲主要風格，這種對紅黑藝術風格的崇尚一直延續到漢代。除髹漆工藝外，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工藝已經十分成熟。木胎漆器的裝飾手法有純紅色，有在紅色底子上畫黑彩的圖案，也有的在紅色圖案中鑲嵌玉片。從發掘出土的有限資料中，我們可以領略到良渚人絢麗多彩的漆器藝術，也瞭解到當時貴族生活的高級與講究。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爲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權爲紐帶的文明模式，主要用來祭神，並作爲權力與身份的象徵。玉器的主要種類有琮、璧、鉞、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玉璜等。由此可見，良渚是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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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玉冠狀飾。良渚文化的神徽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表現得極爲一致，反映了在這一廣大地區人們有着統一的信仰，很多玉器都是根據神像設計的，冠狀飾即是神的帽子的形態。比如，良渚很多貴族會通過梳子把玉製的冠狀飾戴在頭上，表示他能夠通神、他的權力跟神有關。玉冠狀飾有鏤雕加陰刻的表現方式，大部分是沒有紋飾、素面的形態，只是做了神像羽冠的樣子。
如玉鉞。它象徵神權與王權的結合，玉鉞的把端飾是神冠對摺的縱觀形態，玉鉞杖的整體形式是甲骨文“鉞”字的象形字，被假借爲“王”字，象徵權力的權杖，也即“王權神授”。《史記》裡寫周武王伐商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商王伐夏時也是這樣。王出場都會拿着鉞，所以造“王”字的時候，便選了鉞作爲王形象的象徵。這也是中國造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如玉琮。良渚人發明了琮，其形狀爲外方內圓，是祭神的主要法器。1986年，在反山發現了玉琮王，其豎槽裡刻了完整的神像，對應四面的轉角四層。由此我們知道，玉琮一層一層的設計，就是爲了表現出不同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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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良渚是一個禮治社會，人的社會地位體現在穿戴上。最高等級的男性貴族頭上會佩戴三叉形器，女性貴族則要在胸前佩戴玉璜，這反映了良渚時期的等級與禮治。玉璧也是良渚人發明的，開始並不是必不可少的禮器，發展到後來越來越重要，成爲祭天的禮器。與此同時，良渚人會佩戴很寬的玉手鐲，胸前會戴很多條纏在一起的管珠串飾，皮帶扣是玉帶鉤，其服飾相當華麗。一些貴族參加禮儀性的勞動或某些儀式時，用到的木耜或骨耜的把、紡織機的紡輪等也都是玉的，被製作得非常高級。可見，整個貴族生活與神的祭祀、神像的表達是融爲一體的。
良渚的延續
良渚人五千年前發明玉琮，隨後其影響力向四周擴散。山西的陶寺遺址、山東的五蓮丹土遺址、陝西延安的蘆山峁遺址都發現了玉琮，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從良渚發展繼承的。特別是在陝西榆林神木的石峁遺址，發現了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這跟之前的不一樣，是長江下游的玉琮被帶了過去。很難想象，在當時，長江下游到陝北距離如此遙遠，仍有密切的文化交流。這就是文化的傳承。
南至廣東、北至陝北，甚至甘肅、青海、寧夏等西北地區，都出土了具有鮮明長江下游地區特徵的玉器。由此可知，中華民族是多元文化發展融合而成的一個文化共同體。同樣，中國文化經歷的是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良渚文化和後來的文明是有關聯的。不論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遺址，還是同時期的殷墟婦好墓，都出土了良渚人的玉琮，證明其與良渚有着密切的聯繫。
很多人可能會問，良渚文化這麼高級，後來到哪裡去了？良渚怎麼滅亡了？其實，歷史上的良渚文化不是滅亡了，而是融入了更大的中華文化裡。良渚的玉璧一直傳承到了明清，玉琮傳承到了商周。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講，每一個考古學文化只存在於一段時間，一個考古學文化轉化爲另一個考古學文化並不等於說相應的族羣被消滅了，而是文化的表現方式改變了。中華文化經歷了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國歷史和文化是不曾斷滅過的，良渚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演變，最終融入中華文化整體之中了，我們從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
我們現在對很多東西還不夠了解，我們還在尋找的路上。文化是不曾消失的，它融入了我們每個人的血液中。正是考古，讓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中華文明的發展演變，從中領悟古人的智慧，爲當下及未來提供借鑑。
（光明網記者王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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